想到3000點，想到“托舉”，投資者便想到“大金融”。2020年是分析人士認為超配大金融的關鍵之年，不僅是短期需求，更是看中了金融去杠桿后，金融供給側改革深化，金融服務提質增效，金融杠桿周期回歸以后的自然選擇。
1月22日，大盤出現“托舉”走勢，上證指數收于3060點，漲幅0.28%，帶動深成指，創業板指信心恢復，分別收漲1.06%和1.37%，大金融為主個股在上午出現觸底反彈，帶動整體估值回升，成為了“護盤”的中堅力量。
大金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板塊，防御性特征使得其屢屢在大盤信心缺失之時發力。2019年上半年，受金融去杠桿影響，大金融一度被忽視。然而從邏輯上來說，提質增效是大金融改革的目標，去杠桿的暫時性一度被放大，方興未艾的加杠桿周期卻被忽視。
2019年是大金融改革深化，預期更新之年——企業三表修復，實控人紓困的潮流下，去杠桿后的修復已經帶動銀行等整體大金融資產質量提高。而在去杠桿的困頓之時，金融行業加速整固與兼并，外方引入外資戰略投資，內里創新業務對接新的經濟結構，“大金融”早非當年的“吳下阿蒙”。
如長江證券，就在今年年初頗有預見性的提到超配“大金融”，表示“資產荒”的背景下，紅利資產值得關注，大金融可超配。紅利資產除估值水位在底部、風險收益比高外。與此同時，險資，銀行理財資金入市
也由此，左側博弈“金融供給側改革”的資金，似乎已然開始蠢蠢欲動。今天的護盤與價值投資，豈非一線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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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胖”加入金融供給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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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服務實體經濟，推動經濟轉型，這需要有一個合理的金融體系結構來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證券公司作為連接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的橋梁，近年來面臨著內在隱患與外在困境，導致其對直接融資的有效供給嚴重不足。為了更高質量、高效率地服務于實體經濟，金融供給側改革將推動證券公司投行業務、機構業務、資本中介業務、零售業務全面轉型。
投行業務將通過提高定價能力、投資管理能力以及增加國際化布局來更好地服務于新興產業；機構服務業務以交易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更為豐富，券商創新能力提升（如財富管理、衍生品、FICC 等）；資本中介業務（如股票質押業務、融資融券業務）解決成長型企業融資問題；零售業務隨著高凈值客戶的服務趨于定制化，券商將會依賴金融科技低成本、高效率地服務中小客戶。
除了服務實體經濟，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實上對券商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行業內重組兼并速度加快，行業牌照收縮。不務正業的牌照將會逐步收回，行業龍頭獲得更多業務份額和空間。
自2018年末中信證券發布收購廣州證券草案起，該起并購事項就在歷史洪流中快速推進，考慮到金融開放趨勢加強，以及監管著力打造航母級券商的推動力，該起并購堪稱天時地利人和。2020年1月，廣州證券更名中信證券華南股份有限公司，從此廣州證券四字招牌將慢慢淡出視野。此番并購大案落定，證券市場走向集中化大勢已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體經濟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未得到有效滿足。而小微企業貢獻了全國80%的就業，70%左右的專利發明權，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認為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
由于銀行業務存在規模經濟效應，大型銀行去做小微業務不利于效益最大化。與此同時，很多中小銀行甚至微型銀行，由于資本的限制和人才的匱乏，只能局限于當地服務小微企業。受資本金的限制，部分中小銀行力不從心，而央行提出存款準備金“三檔兩優”便是為中小銀行服務小微企業量身定做的。
2019年5月6日，人民銀行宣布，從5月15日開始，對聚焦當地、服務縣域的中小銀行，實施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釋放資金約2800億元。此次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將于5月15日、6月17日和7月15日分三次實施到位。
相對于券商和銀行，保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似乎在“償二代”之時便開始了。“償二代”是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于2015年試行并在2016年正式實施。
2015年之后，險資“舉牌”上市公司的行為頻頻發生，其操作手法主要是通過發售短期高收益的理財型產品——萬能險，并最終投向股權等變現能力相對較差的資產。雖然通過杠桿的方式可以加倍受益股市上漲，但是這種“杠桿錯配”的背后也隱藏著較大的風險，一旦股市出現極端下跌行情，保險公司會產生巨額虧損，其償付能力也會大幅下滑，其以保障為目的的宗旨將不復存在。
2015年，前海人壽低調建倉萬科，2017年，“寶能系”已經擁有萬科超過20%的股權，一度想要重組董事會，被王石稱為“野蠻人”，最后因深圳地鐵集團入局而不了了之。而寶能系舉牌的險資大部分是高利率萬能險。除了寶能系，恒大系和安邦也積極加入舉牌隊列，一時之間，資本市場保險概念股火熱。
在此情況下，“償二代”于2016年正式實施。監管實施“償二代”的核心是希望保險公司回歸“保險姓保”的初衷，而不是通過售賣大量的萬能險來擴大規模，進而擾亂資本市場。也就是說，保險公司賣保障型保險銷售資本金少，賣萬能險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本金。如此倒逼險企回歸“保險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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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金融改革開放，引“外資”鯰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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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國加入WTO，根據協議，將逐步加大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的開放程度。在加入WTO19年間，中國履行承諾，不斷加大金融機構的開放程度。
2019年10月11日，證監會發言人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將在2020年逐步取消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外商持股比例限制。具體為：2020年1月1日，取消期貨公司外資股比限制；2020年4月1日，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外資股比限制；2020年12月1日，取消證券公司外資股比限制。
2018年12月，瑞銀正式控股瑞銀證券，持股比例達到51%，成為首家增持內地合資證券公司股權以實現控股的外資金融機構。2019年3月，證監會核準設立摩根大通證券中國有限公司和野村東方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注冊資本分別為8億元、20億元。除兩家外資券商外，參與方還有外高橋、東方國際等知名企業。
2019年9月，日本大和證券、臺灣元富證券同樣提交設立證券公司的申請。10月14日，瑞信方正的申請獲得證監會的受理。11月1日，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和高盛高華證券兩家券商變更5%以上股權及實際控制人的申請獲得證監會受理，距離其提交申請材料約有兩個半月。
目前，中國已經產生了3家外資控股券商，分別為瑞銀證券、摩根大通證券（中國）和野村東方國際證券。與券商不同的是，銀行在進入中國十年，一直處于碰壁狀態。
2020年是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第十二年，不過這十二年它們走得并不順利，甚至可以用“慘淡經營”來形容。2009 年的瑞士銀行，2012年的花期銀行，2015年的德意志銀行，2017年的澳新銀行等都減少或退出了在中國境內合資銀行的股份，也有外資銀行選擇關閉在中國的分行，如花旗銀行和澳新銀行等。
顯然，外資銀行在華發展的困局并不是監管限制導致。事實上，近兩年關于外資銀行的監管措施就一直在不斷放開。
與銀行證券共同“受難”的還有保險，外資保險在90年代便進入中國，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一直以“配角”的身份出現。
2018年11月25日，安聯（中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獲批籌建，這是我國首家外資控股的保險公司。2019年11月，安聯集團宣布獲得銀保監會正式批準，安聯（中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獲準開業。
2020年1月，友邦集團也發布公告稱，已經向銀保監會提出申請，設立友邦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計劃將友邦保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改建為友邦全資持股的人壽保險子公司。
隨著外資股比限制放開，對提升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水平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外資機構進入中國，其自身定位、國際經驗、差異化和服務能夠為中國金融機構國際化提供借鑒。